信任毁灭及其经济后果:
以18世纪的那不勒斯为例
安东尼?帕格顿(Anthony Pagden)
王艳芳译 彭泗清 校一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讨论的不是一个社会中的信任如何建立和维持,而是它如何被毁灭.[①]讨论这个主题的原因在于:尽管没有哪个中央机构能够刻意地去凭空建立信任,但是多数组织有效的机构却有能力去毁灭信任,或者用托马斯?谢林(ThomasSchelling)的话说,"去破坏交流,去造就不信任和怀疑,去达成无法实施的协定,去逐渐损害变迁,去分化团结,还有去怀疑领导"(1984:211).
本文中我将试图解释的是一些18世纪那不勒斯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如何阐明他们的西班牙统治者毁灭当地社会信任的过程,在他们看来,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那不勒斯的社会和政治控制.之所以选择那不勒斯,不仅是因为我认为它提供了一个在前工业时期的欧洲信任如何发生作用的典型例子,而且还因为对它的理解可能会有助于理解一些更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早期现代社会中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将在文章的结尾处提到这一点.
那不勒斯王国包括罗马教区边界以南的整个半岛,也就是现在拉齐奥省以南的地区.中世纪时它在安如王朝和亚拉冈王朝的统治下,曾享有广泛的政治自治权.亚拉冈王朝统治那不勒斯的时间很长,在此期间,那不勒斯像亚拉冈帝国的大部分属国一样拥有广泛的自由,这可以通过一个传奇的、可能是不足信的忠诚于国王的誓言表现出来,它的结尾是:"如果不愿意,也可以不照办."当王国传给哈布斯伯格(Habsburgs)统冶时,王国越来越被忽视,而旧的代议制机构如选举处和行会,也差不多成了完全受惠于王权政府的封建贵族统治工具.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帝国逐渐衰退,西班牙国王便要求他们的属国上交越来越多的税.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他们以授予男爵爵位来换取税款,而那些男爵的权力也日益增加.但那不勒斯的老百姓被剥削得穷苦不堪,靠瓜菜维生,于是他们在1674年举行起义,这成为那个时期最为壮观和最有争议的反抗.有几个月,地位低微的老百姓和主要由商人和律师组成的市民[见加拉索(Galasso)1982:I,wv?xvi],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并且只需要一个类似于热那亚共和国执政官的领袖.1648年,西班牙人又武装进入,但是起义已经动摇了王国政府对男爵们的信心,并使王国政府不得不认识到它的政策不符合任何人的长期利益.我们将看到,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组成了那不勒斯的信任毁灭和与之相应的文化网络.1707年,在西班牙继位战争之后,那不勒斯转由奥地利统治,1724年它成为波旁王朝下的一个独立王国.
我所关心的正是从18世纪20年代早期到18世纪90年代这最后一段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观点.这个群体当中的第一人是保罗?马提亚?多利亚(PaoloMattiaDoria),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一方面他是猛烈抨击西班牙君主制的反对派,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热那亚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曾为菲利浦二世提供过一支地中海海军和一支荷兰陆军.他出生于大起义的那一年,后来成为麦地那学派的一员(该学派热衷于改革处于起义后遗症中的王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他很长寿,后来还与孟德斯鸠讨论西班牙帝国瓦解的原因.此群体中的最后成员有安东尼奥?吉诺维希(AntonioGenovesi)(1713?79),他是那不勒斯大学商业系的第一任主任(也许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学商业系系主任,见贝拉米(Bellamy)1987),还有盖特诺.菲兰格利(GaetanoFilangieri)(1753?88),他曾写过一篇关于立法的科学的论文,产生了巨大影响.[②]所有这些人都是那不勒斯启蒙运动中不同方面的领导人物,就像更为有名的吉贝蒂斯塔?维克(GiambattistaVico)和皮特罗?吉安诺(PietroGiannone)一样,他们都致力于复兴和重新解释他们的人本主义历史的运动,这一运动被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们再次兴起,它对近期意大利的社会思潮有很大影响.
二
多利亚和吉诺维希认为,作为社会行为的一个方面,信任包括不可计算的、非理性的重要成分.正如本书的几篇文章中所强调的那样,信任确实依赖于人们对被信任对象的信息的了解程度.我会信任我的朋友,甚至信任我的贸易伙伴,仿盛大传奇私服,那是因为我确信我可以预见到他们将如何表现.然而,尽管我持有这一信念是完全理性的,但事实上我并不是总能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确认他们不会采取我完全预见不到的行动.我只是信任他不会那么做,我这么想永远只可能是一种信念.按照帕斯卡关于信仰(faith)的观点,信任最终不过是一场赌博.在意大利语、拉丁语和大部分拉丁系语言中,最常被用来表示信任的词语是"fede'',这个词在英语中常译作"faith".约翰?邓恩在本书中提到了洛克(Locke)关于拉丁语"fides''的理解:"遵守相互承诺的责任和一贯履行这种责任的美德".邓恩还在其他地方讲到,这种定义与那种从认知的角度将信任看作理解的产物的观点构成鲜明的对照,也不同于那种从是否"不值得信任"的角度来定义信任的做法(邓恩1985:41).对于吉诺维希和多利亚,信任某人就包含了一种相信被信任对象会履行这样的责任的信念.
对任何以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为基础来建立理论的人(所有18世纪意大利的理论家们都是如此)来说,信任也是所有政治联合的必要条件.多利亚在他1710年的《市民生活》中写到:"信任是国家惟一的支撑物,从而也是国家稳定性的维持物"(1852:352).[③]这里的信任是一种纯社会性的和显而易见的公德,换以吉诺维希的名词则是"公众信任".吉诺维希认为,正是这种信任,也只有这种信任,不仅支持了整个国家内部的整合,而且构成了它对于其他国家的可信性.但是公众信任必须与他所说的私人信任区别开来,私人信任是一种纯家庭化的联系,其中包含的是私人利益,而不是公众利益,因为家庭和亲属只是个人的延伸而已.但吉诺维希也非常清楚私人信任是公众信任的必要条件,因为正如慈善始于家庭一样,信任也始于家庭.在罗马和雅典共和国,当"私人信任首先衰落,中变传奇,公众信任也随之衰落"时(吉诺维希,1803:94),社会便退化为这样那样的暴君统治.[④]不过他也同样明确指出,一个只有私人信任的社会将不成其为社会,因为那仅仅是由亲属组成的个人利益的小群体而已.我们在后面将看到,公众信任与私人信任的区别、产生这两种信任的条件的区别,是多利亚、吉诺维希、菲兰格利论述关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的中心内容.
固然,信任(公众信任)依赖于预见的可靠性.但是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中的人们必须准备放弃他们不信任的天性,而准备去"信任"他们的同胞.并且这样一个社会也必须能够自身生成市民中的高预见性(吉诺维希,1803:80).[⑤]按照吉诺维希的构想,合作是通过良心和文化的约束(有时是神学的约束)来实现的.如果一个人背离可被接受的行为方式,就会被其所在的共同体驱逐.一个无人信任的商人是无法在商界驻足很久的.显然,经济交易比其他活动更加依赖信任的力量,而且在每一种欧洲语言中都有同样的词汇:"商业"、"信用"、"名誉"和"信任"等,它们都是具有特定经济学意涵的术语.菲兰格利指出,信任是"商业的灵魂",而由信任产生的信用则被看成是"第二种货币".举例来说,任何一个发行假债券的人都可能会被开除教籍.菲兰格利还讲到,欺骗、伪造和破产构成了对社会和经济秩序最严重的打击(1804:290-1).
吉诺维希和多利亚两人都确信,能产生和维持高预见性并带给它的公民以富裕和幸福的社会形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有道德的共和政体.这种政体是西塞罗(Ciceronian)所说的"秩序良好的共和国",在这样的国家里,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统治者亦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来治理国家(吉诺维希,1803:69-71;多利亚,1852:353-4).韦伯认为,在古希腊城邦和中世纪城市中,公民的权利和义务(citiznship)已取代了亲属关系群体的权力(1925:I,201-4).按照吉诺维希的观点,布鲁特斯(Btutus)的美德不在于牺牲自我,而在于把共同体的利益看得比家庭利益更重要.
只要公众信任比私人信任占优势,政治制度就有可能是君主专制或共和政体.但吉诺维希的观点类似于卢梭,他认为真正的共和政体更容易成功,因为在一个共和国中公民教育"较严格",奢侈行为较少(因为纯私人物品也较少),所以它更加'可信" (即"人们在共和政体里比在君主政体里有更多的信任"),并且其"信任(公众信任)也得到更加严密的维护"(1803:57-80).而另一方面,多利亚则同意一个米兰商人的观点.这个北方商人给思想混乱的南方人出了个聪明的主意,他在1647年11月给一位那不勒斯的朋友写信时说,那不勒斯被君主专制统治得太久了,以致于不能使共和政府有效运作.那不勒斯人所需要的不是荷兰人和瑞士人所得到的那些,因为这儿的人"难对付、迟钝、冷漠、忍耐力强";他们需要的是有选举权的君主制,加泰隆人和葡萄牙人获得过这种制度,前者时间较短,后者的时间较长.[⑥]多利亚也认为这种开明的有选举权的君主制为良好的国家秩序提供了最佳保证.在亚拉冈王朝统治期间,这种有道德的和秩序良好的社会曾在那不勒斯存在过,至少人们相信如此.但这个幸福的国家被哈布斯伯格有计划地一步步毁掉了.本文的关键就在于理解它是如何被毁掉的.
三
奥地利政府成立不久,多利亚写了一篇论文,题为"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君主政府".中他试图解释西班牙的哈布斯伯格如何统治那不勒斯,使之由一个繁荣的国家走向了经济崩溃.实际上,他的论文列出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清单,即关于瓦解一个社会的信任并且与此同时仍保证它成其为社会所需的宏观条件和微观条件的清单.他从一个普遍性的观察结果人手,那就是所有与管辖地相隔遥远的国王们都不得不搞点"阴谋"来保住这些领土(多利亚,最新传奇,1973:21-2).由于在荷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西班牙人发觉,仅仅是高压统治已经不够了,如果只是因为路远而物资无法及时供应,那事情倒好办了.西班牙在那不勒斯实行的政策是建立在两个经典准则上的:"分而治之"和"使之贫穷".西班牙的国王们更喜欢弱小的属国,多利亚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剥夺了其属国的"美德和财富,取而代之以无知、邪恶、分裂和不幸"(1953:175).对于西班牙的卡斯提尔王权(Castilianctown)来说,只有从其属国得到大量的税收,并打赢对外战争才能够稳固政权,这样就存在着一个相对贫困和政治依从的权衡问题.只要有相当数量的贵族在卡斯提尔王权支持下能保持适当的贵族生活方式,他们就能很好地提供、或强迫他们的属国提供王权政府所需要的财政支持.而如果财富过多,特别是当它们集中在普通市民手中时,就有可能造就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群体从纳税人阶层中脱颖而出,这种情况曾经在米兰发生过.但是,至少有一个总督认识到,为了相对的短期利益而对经济发达地区进行盘剥,使之贫困化的习惯会造成经济力量的下降,而这或许最终也不可能恢复.格里奥.吉诺艾诺(GuilioGenoino)(1647年大起义的一个重要人物)曾在1620年指出,因为贵族们不能摆脱总体的经济衰退,所以变得愈加不能"维持他们必要的体面,但又欲罢不能,于是他们被迫去压榨他们的封臣,而这又极大地损害了公众利益".[⑦]
按照多利亚的观点,信任是财富和美德两者都必需的条件.为了在不影响统治权的前提下把那不勒斯市民的财富减到最少,政治道德降到最低,王权政府开始设法破坏社会中原有的信任关系.他们采用了法国国王们有效对付其贵族的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他们封授了大批的新贵族,新贵们的忠诚不再是社会成员之间的,而是直接面向国王,国王也完全"信任"这些新贵族.在法国,法国君主或他的首相非常信任他封授的贵族,而贵族们亦忠于他.同样地,卡斯提尔王权在那不勒斯封授大批新贵,也非常有助于在旧贵族政府中产生敌意和动乱(多利亚,1973:30-2).然后,王权政府开始以新的西班牙的行为规范来代替公众信任所依赖的旧规范.西班牙人在他们所有的属国中实行的"西班牙化"政策是以宗教法庭一类的机构为先导的,而这些机构曾几乎致使西班牙在1585年被赶出那不勒斯.多利亚指出,"习俗的变异"成功地产生了那些保证共和国自身继续瓦解的法律条令(1973:22).关于多利亚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我将在稍后涉及到.
实际上,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变迁所带来的,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相互信任基础上的道德社会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建立在怀疑和利己、傲慢和自大基础上的贵族专制的社会.换句话说,以名誉(honour)为基础的社会取代了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而名誉这个词与信任一样难以捉摸.
在历史上,"名誉"这个词有两种含义.在多利亚所使用的含义中已包括自负(self-love)的成分,他和绝大部分欧洲同时代的人一样,都把它看作是西班牙文化的惟一特性,因而一个人的名誉是由他周围的人和事物来承担的,而最为特殊的是女性也被列在事物之中,女性的名誉不过是男性名誉的陈列室罢了.如果所谓绅士就是那种独自用餐时仍用黄油刀的人,那么一个真正注重名誉的男人就是那种雇一个刺客把让他丢脸的妻子秘密杀掉的人,这种人就像是17世纪西班牙剧院里频繁出现的主人公一样,然而他们并不能被称做英雄.他的耻辱是一件私人的事情,一件家庭事条,这些是无法在法律上找到补偿的.正如查理斯?道格拉斯(CharlesDuclos)在1750年所说,人的名誉"似乎就是他的立法者"(1820:I,56).[⑧]但根据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的论述,还有其他类型的名誉(卷1,第5章,5).这种名誉是公共的,它需要一个见证人,因而包含了一种两个或两个以上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和亲属群体以外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对名誉的这种理解当然是信任的一个重要成分,它常被用在"honouringone'sbond(尊敬个人的社会联系)"这样的词中.如吉诺维希所说,在缺乏有效的强制机制的情况下,名誉和道德是一个债务人可靠性的惟一保证.但是我们将看到,在名誉被理解为第一种含义的社会中是不可能有道德的.在所有欧洲语言中,西班牙语拥有最丰富的有关名誉的专门词汇,它用"honra"来描述第一种含义的名誉(私人性的,凭个人感觉的名誉??校者注),用"honor''表示第二种含义的名誉(公共性的,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名誉??校者注).
有道德的共和国当然是一个建立在一套共享的稳定的价值观之上的社会.这些价值观是指信任和关心同胞、公众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等.这些都主要依赖于每一方所掌握的信息量.因此西班牙人为了破坏那不勒斯的信任社会,便有计划地减少公民可得到的信息量,这就是为什么吉诺维希要坚持新的开明政府应按照罗马的模式举行一次人口普查,并把结果公之于众的原因(1803:109).而总督政府为了与国家理性保持一致,便将政府事务加以保密,这对于有道德的共和国来说是些令人不快的东西,对其成员利益毫无理性可言.于是大学被迫去教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因为它从未解释过什么".对于宗教,总督政府则颁布法令:"任何人都应在宗教仪式上跟随神父而不能探查它"(多利亚,1973:33?4).
上面有关宗教的论述把我们带回到对公众信任的定义上.多利亚和吉诺维希都曾研究过卢梭有关宗教的观点,对他们来说,除了异端邪说,宗教应该是一件文明的事情.吉诺维希为了避免与马基雅维里和无神沦者对"文明宗教"的定义相混淆,将宗教称为"理性宗教"(重803:80).因之为宗教,所以对于把个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的行为,这种"信仰"将会提供最终的约束.就我所知,多利亚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吉诺维希曾希望在神学界提任一个职位,因此在这一点上,二人与洛克的观点非常一致,即当你脱离心中的上帝时,"信仰、协定、誓言、人类社会的联系都将不能保持稳定和神圣"(引自邓恩1985:43).但是尽管宗教信仰确实构成了信任的最后保证,吉诺维希所指的"理性宗教"也不仅仅是一种把信仰归于信任之下、且在人际关系的范围之中以公众利益代替个人的上帝的建议.显然,不管社会信奉什么宗教,即使它只是信奉那个社会中的道德,它都必须是所有成员能够理解的、可参与的.信息的缺乏将会毁灭信任,当然神秘化也会毁灭信任.
在1647年大起义中,复杂的宗教仪式,以及强迫性的对圣.吉那罗(SanCennaro)和卡尔明(Carmine)圣女的崇拜,都曾扮演了重要的、在多利亚看来是可悲的角色.的确,很难说它们是理性的,而且它们也确实没有产生什么宗教文明.相反,它们使文明社会宗教化,结果反而给西班牙人提供了另一套社会设置,来干扰人们正确理解他们的公民责任.
西班牙人想方设法来破坏那不勒斯原先存在于各种秩序中的和谐关系,而这当然是秩序良好的共和国所必需的条件.因而男爵们被赋予统治农民的更大权力,被鼓励纵情享受那些可笑的、毫无价值的娱乐.对此,多利亚批评道:"除了在决斗、武器和骑术的技巧上的一丝不苟外,他们再无其他优点,如果这也能被称为优点的话" (1973:32-3).中产市民阶层被大学里的那些教条所蒙骗,而地位低微的老百姓则不断忙于各种公众节日.所有这些都毫无政治意义,每一阶层都被上一阶层所奴役?于是,西班牙王权专制便轻而易举地统治了整个社会.贵族阶层以其地位本来应该对共同体承担责任,但这地位却只给他们带来无知和傲慢;法律条文本应使执法入主持公正,却变成了对无休止的高价诉讼的特许;公众节日本应象罗马竞技一样鼓励平民对英勇和对祖国的热爱,也变得只是消遣和放纵的场合.因此,"上层恼怒地对待下层,因为上层认为尊敬是他应得之物,下层却认为上层骗取了他们的尊敬,而下层也同样对待上层,因为他们认为上层人物都自视甚高,这样在各阶层之间就既无团结也无友爱"(多利亚,1973:33?4).每个人都不再关心他同胞的幸福,而只关心他自己的和近亲的私人目的.
多利亚认为,西班牙人为了损害那不勒斯的交流、谈话和作为市民生活本质的其他相关道德,还去破坏那不勒斯原有的两性之间传统上相对自由和轻松的关系.多利亚在其论文中阐述到,女性本来是与男性平等或基本平等的,这种两性关系是任何社会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因为多利亚认为两性关系在私人领域中的重要性就像市民关系在公共领域中的重要性一样:其信任和"交谈"的机会,很轻易地就被瓦解为名誉和神秘(1973:48).[⑨]
以前,那不勒斯的两性之间有着自由的和相互尊敬的关系.夫妻之间如同朋友.在这个道德社会中,平等的友爱是个人关系惟一的真正基础.然而西班牙人把女性分离出来,以近乎于偶像崇拜的尊敬来对待她们,而这也就排除了真正的尊敬.其影响就如同罗马人对待女灶神的圣女一样,他们的欢乐、他们"交谈的精神和灵魂"被破坏了,家庭之外的所有人类交往被剥夺了,以致于"对外国人来讲,和一个女性交谈似乎比一场讨论更像在圣堂做礼拜"(多利亚,1973:48-53).西班牙人对待女性的方式使她们成为物品,注定不再是爱的代号(一个文明的美德),而只是名誉的代号.通过鼓励男性相应的"过度殷勤",将男性的注意力从市民生活转移到了纯私人利害上(多利亚,1973:56).这样,由于奇怪的对女性的赞美、决斗和为了莫须有的邻国对他们名誉的轻视而与邻国打仗等等成为那不勒斯人生活中的主要内容,那不勒斯的贵族政府便放弃了改善公众福利的角色.
因此,多利亚作出了结论:通过强迫人们改变他们的习俗,通过使他们轻易地放弃自己祖先虽困难却有道德的生活方式,换之以简单的、未加思考的、最终是破坏性的西班牙的方式,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终于被以名誉为基础的社会所取代,一个富有而公正的共同体被赤贫而不公正的社会所取代.对于老百姓只有游戏和仪式化的虔诚,对于市民阶层只有诉讼和个人利益,而对于贵族则只有无休止的、毫无用处的地位之争.
在多利亚的论述中,西班牙人恰如其分地对付了那不勒斯人.同样,据希罗多德(Herodotus)记载,克里萨斯(Croe-SUS)曾向赛勒斯(Cyrus)建议如何对付里底亚(Lydians)人:"让他们在外衣下穿上束腰上衣,穿上高统靴,告诉他们教儿子怎样弹齐特拉琴和竖琴,怎样开店.我的君主,如果您做到了这一点,您不久就会看到他们逐渐女性化,您将不用再担心他们会反叛您了."谢林在评述这段文字时说,这样的文化策略,尽管着眼于习惯和动机,但"同时也否定了预期和信赖的发展",而这正是对同胞信任的基础,在更大意义上讲也是社会信任的基础(1984:208).
正如西班牙人所预料的那样,旧价值观的被侵蚀以及习俗和秩序的变迁所造成的结果正是法律体系的逐步瓦解.一个名誉社会显然不会重视或尊重"公正",而公正正是信任的必要条件.任何秩序良好的共和国都必须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740年,当那不勒斯复苏时,多利亚曾告诉当地的商业行政长官,这样一个共和国只存在于"其宪法的自由中和由严密而强大的公正所支持的信任之中" (1953:163).这是因为没有人会信任与他处于不同法律地位的人.吉诺维希也坚持认为,对共同体确有助益的法律应该是公民契约,当然这契约更多地依赖于信任,而不是强制人们的可能性(这通常是靠不住的).他指出,当缺乏信任时,"契约中就没有了确定性,因而法律也就失去了约束力",这种状况下的社会必然沦为"半野蛮状态"(1803:113-16).西班牙人通过破坏支撑那不勒斯人的习俗,成功地毁灭了共同体法律的价值.他们为男爵和教士设立单独的法庭,这就破坏了法治(ruleIflaw),并且还允许法律体系中有各种各样的赦免和特例,以致于没有人能预测一个案子的结果或者知道哪部分法律适用于他的案子.
公民法律条文在数量上的逐步上升,降低了执法人的头衔和社会地位.同时,许多律师低价出售服务,使得诉讼案大量增加.其结果是,因为对立案的根据没有充分的控制,案子的不确定性程度不断增加,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影响了所有早期现代的法律程序,并带来国家司法机构中信任的进一步被侵蚀.多利亚变为,只有当律师数目较少,并引进荷兰的强制败诉人付诉讼费的惯例时,法庭才可能赢回一些原先的信任(1953:184-5).
四
秩序良好的共同体有赖于一些必要的保证.这些保证条件的退化必然导致经济的崩溃.多利亚认为,菲利浦二世的目的是要使那不勒斯贫穷,以保证其政治依赖性.他写道:"商业是团结市民社会的一门艺术,这样人们就可以互相帮助……以如此方式,距离或其他因素就都不能阻碍这种互助了."但是,贸易的繁荣需要两个条件,"即贸易自由和合同可靠性,这只会存在于信任和公正占主导的社会"(多利亚,1953:162;亦见于1973:41?2).为了满足这些条件,很显然,法律必须保证所有贸易活动(此处理解为合同交易)的稳定性.而所有那不勒斯的政治经济学家,从17世纪早期的安东尼奥?塞雷(AntonioSerra)到18世纪晚期的盖特诺?菲兰格利,都曾批判过那不勒斯法律的松弛性,它对一些重罪都疏于治理,例如发行假债券、制造假货(甚至看似品行端正的总督也被认为犯有此罪)、垄断、突然改变汇率和利率等等.吉诺维希指出,即使在印加(1hca8)这样的未开化民族中,制造假货也会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为它威胁到了将整个共同体整合在一起的社会契约(1803:102-9).然而在那不勒斯,一个小偷可能会被处以死刑,而对一个造假者却只是罚款了事.偷盗的后果决不致于要让人丢命,但是,正如多利亚所说的那样,造假却"侵害公众信任,从而也会侵害共和国" (1953:180).他认为这种重罪轻罚的结果是,共和国将变得"如同一个没有信誉的商人,因为给予诉讼当事人的公正的迟滞性破坏了人们之间的信任"(1953:264).随着真正的商业所依赖的那些条件的瓦解,贸易变成一个相互期骗的问题.大部分债券甚至货币都是假的,因而不再被随意接受,正如吉诺维希所描述的那样,那不勒斯人便退化到了物物交换的野蛮人状态(1803:70-1).大量的不信任造成的影响是,只有在高得离谱的利率下才能贷款,除了最富有的商人外所有人的破产,并且导致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认为"闲置货币"(idlemoney)占支配地位才是那不勒斯的病根(见维拉里1980:67-8;多利亚,1953:170).
五
通过破坏那不勒斯人互相信任的能力,西班牙王权摧毁了整个王国,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多利亚和吉诺维希分别向不同的统治者提出了不同的方式,当然主要是重建秩序良好的共...